分析法理论的优势体现为，从微观层面对个别基本概念进行精致化的结构和要素研究，提高结论的逻辑严密性。
法律实施问题，首先表现为SARS危机后中国建设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失灵，[11]这一系统对新冠肺炎的动态监测功能直到2020年1月24日才上线。[1]习近平：《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载《求是》2020年第5期。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案体系也应该同时修改，提高预案的针对性、可操作性，弥补相关法律法规的不足。[1]本次疫情使得我国进入了事实上的紧急状态，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机构依法宣布紧急状态或划分疫区。[50]2020年2月5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关于依法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意见》。这一示范法是全世界最著名、最具代表性的公共卫生紧急法律，至今已经被美国绝大多数州采纳。爱沙尼亚从苏联独立之后制定了宪法，规定如果发生自然灾害或为了阻止传染病的传播，可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文章来源：《法学评论》2020年第2期。[46]See Jaime Oraá. Human Rights in States of Emergency in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2.p.96. [47]参见孟涛：《中国非常法律的形成、现状与未来》，载《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二、权威的不对称性 按照事先的规划，我将先反省实践领域的理论权威的问题。
在我看来，通常证立命题，要么会陷入到神秘而不可说明的困境中，要么就会退化为（我所坚持的）半透明性主张。显然，此时正当权威扮演了一个中间性／媒介性（mediation）的角色，[9]它处在我已有的理由与权威性指令之间，其功能就是帮助我更好地服从于我自己已有的理由。在概念上，这种权威地位是不存在问题的：其一，是由权威为特定社群作出决定，因此满足了单向性的要求。因此，只有财经专家对于股民该如何投资的建议，才会满足不对称性的要求，他们才是这个领域的权威。
[31]但权威关系却并非如此，处于这种关系中的双方，不可能就同样的事项或领域，相互视对方为权威。先来看专家的建议与朋友的建议。
[73]无论国家最终采取了什么样的做法，它所能操控的只是事实性的条件，它无论如何都不能否认不得杀人这个自然义务的存在。在本节中，我将证明这种说法存在严重的缺陷，尤其是它忽视了不对称性（asymmetrical）这个权威在概念上必然包含的要素。这一点，就使得其他人会合理（reasonable）地相信，相比于其他人自己独立的研究，他就该领域所说的内容更可能是正确的。这些原因，既可能是行动者个人的原因导致，例如认知能力或学习程度的限制。
考虑一种极端的情形：假定服务权威观所输出的一定是义务（受保护的理由），那么，即使权威作出的指令在事实上是错误的，行动者也缺乏背离该指令的理由。（二）分量加重效果与动态性 如果刚才的分析是成功的，那么基于这种半透明性，理论权威的建议就会实质地影响到行动者的理由权衡，它就会制造出实践差异。在他看来，处于理由与行动之间的理论权威，似乎只是一个透明的管道，它的任务就是将理由权衡的结果，完整且未加改变地呈现在行动者面前。理论权威与行动者之间的这种半透明性，要求必须具备以下三方面条件：其一是工具性条件，即权威者必须要为行动者着想，而不是单纯为了自己的利益。
这种程度性的判断只能针对他的权威地位来作出，而不能针对权威者的建议本身。如果它是一个正当权威，且它所输出的结果一定是义务，那么，即使当正当权威作出错误的指令时，它也理应是受保护的理由。
此外，即使行动者并没有达到如同权威者的程度，但是，如果权威者事实上犯错误，那么也会使得分量加重效果被质疑。进入专题： 理由 义务 不对称性 实践权威 理论权威 。
所谓受保护的理由是一种复合型的理由：一方面，它是一个关于支持行动者应当做φ的一阶理由（first-order reason）。反之，如果特定关系不拥有这种性质，无论它最终是什么类型的关系，但绝对不会是权威关系。[63] Darwall的原文使用的是断然性理由（preemptive reason），而不是受保护的理由。既然理论权威只是将原本在那里的东西传递出来，那么它的功能是什么呢？这主要是为了克服认知能力的不足。随着他们（身体、智力和经验等方面）的成长，这种地位不断经受挑战，且父母是通过这些地位来促进子女的利益，他们必须有效地回应。在Darwall看来，即使命题I和命题II都正确，也无法得出命题III正确的结论。
[16]像火腿肠制造机器一样，这头输进去理由这个原料（依赖命题），经过机器的加工（通常证立命题），那头产出的是义务这种行动要求（断然性命题）。第三种可能，是权威的制度性概念（institutional conception），即特定制度赋予了某人以权威的角色。
所以，在肯定专家地位的同时拒绝其建议的合理方式，绝对不是对专家说我认为你的建议是错的，而只可能是找到另外持有不同意见的专家，以听从后者建议的方式来拒绝前者，这是对专家建议唯一的理性拒绝方式。[14] 简单地说，在通常情形之下，如果不存在实践权威，行动的方式是行动者已有理由—行动者自身的理由衡量—行动者特定行动，这明显展现了自治的价值。
[26]也就是说，建议并没有获得取代我自己的权衡的地位。如果上述分析没错，（实践领域的）理论权威也必然具有不对称性，那么，无差异命题所带来的威胁将会基本消除。
[55] 由此可见，权威地位的消失是无差异命题发挥作用的先决条件。其中，权威者的指令—行动者的特定行动的后半部分，是断然性命题的内容，即权威者如此指令这个事实取代或排除了行动者的自行判断。如果理论权威的确具备这种透明性（transparency）的效果，那么这当然不会影响到行动者的实践权衡，所以它的存在就是不必要的，这就是无差异命题的意义。[47] See Thomas Christiano, The Constitution of Equality: Democratic Authority and Its Limi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 [48] See David Estlund, Democratic Authority: A Philosophical Framewor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 [49] 参见注[16]，Hershovitz文，第3-6页。
那么，Raz为什么会反对这种方式呢？一个概念上的理由是，如此一来，实践权威和实践领域的理论权威就是一回事了，实践权威就不再是一个单独成立的概念了。显然，朋友之间是典型的对称（symmetrical）关系，即处于朋友关系中的双方，通常相互视对方为朋友。
理论上讲，除了这些不得不交给权威的事项之外，看起来通过同意还能将其他的事项交给权威以创设义务的方式处理。当二阶理由和一阶理由相遇的时候，即使就分量而言，那个一阶理由更重，但由于性质上的原因，二阶理由就足以凌驾于所有一阶理由之上，否则二阶理由就不具备二阶性。
也就是说，校长的指令能够促使我更好地服从我自己已有的行动理由的指引，对我来说，他就是一个正当的权威者。不过，这种权威的意义非常有限，一方面，在领域上，它只能针对社会合作的问题，而没有理由针对其他的情形。
所以，通常证立命题要么输出的是盲目的义务，要么输出的是准受保护的理由。因此，要么你本来就是权威，所以我同意听取你的意见，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不过是理论权威的实践效果而已。[7]这是一种关于权威的性质与功能（角色）的看法，即权威的功能在于促进（improve）行动者对于理由的服从。对于权威者而言，即使它错了也能输出受保护的理由，而且这一切还是正当的，那么，这个过程几乎无法以合理的方式来回答。
如果是完全的不透明，那么将得出完全否认行动者具备一定认知能力的错误结果。通俗一点讲，理论权威只是将原本在那里的东西传递给我们。
[22]具体来说，假设A是相对于B的权威者，且要求B在情形C中做φ，如果同时存在一个在该情形中B做φ的独立的理由，那么A对B的指令看起来就没有制造实践差异。当然，纵使如此，还是存在两个程序同等好的可能性，也存在一个浪费的程序可能更有助于决定的情形。
政治权威仅仅依赖于要求你做φ这个事实，就给你创造出做φ的义务。这就相当于足球比赛中的裁判，由于他被足球这种制度赋予了判断犯不犯规的权力，很容易被认为是比赛中的权威者，并且，当他说你犯规了或者进球无效的时候，场上队员的确有服从的义务。
